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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讯11月18日讯 国际米兰主席朱塞佩·马洛塔接受了《24小时太阳报》TV记者马可·贝利纳佐的专访,这也是该报全新节目《体育企业》的首期访谈。该节目致力于探讨体育、经济与企业管理之间的深度关联。以下是这位蓝黑军团掌门人的精彩观点。
**大约十年前,您曾向我引用过纳尔逊·曼德拉的一句名言:“我从不失败,要么赢,要么学。” 要想赢得那么多,究竟需要学多少?**
“需要学很多。每一天都是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个人修养的契机。体育以及你所接触到的人际关系,同样能极大地丰富你的管理智慧。只要大脑还在思考,就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您入行时非常年轻,是怎样的热情驱使您走上这条路的?**
“我想这源于我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它就像一颗热爱的种子,让我对这项运动痴迷至极,并最终将其变成了我的职业。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正如司汤达所说:‘幸运的人能将热爱变成职业。’我做到了,所以我深感幸运。”
**您亲身经历了足球时代的变迁,从过去的“金主赞助”时代,过渡到如今由投资基金掌舵的俱乐部时代。**
“我最初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入行的,驱动力纯粹是对足球的热爱,这种热情会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喜悦与痛苦。但我具备一种敏锐度,能察觉到足球世界正在发生演变。体育总监这一角色必须不断完善自我,学会解读所处的世界——因为一个体育协会正在向现代化企业转型。这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我入行很早,那时还是一个‘金主时代’,大企业家们投资足球主要是为了给市民带来快乐。”
**谁是第一个赏识您的人?**
“你总会遇到能激发你潜能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伯乐时还几乎是个孩子,他就是乔瓦尼·博尔吉。上世纪60年代,他凭借‘伊格尼斯’(Ignis)品牌闻名,并打造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综合体育俱乐部,其足球和篮球队都曾登顶世界之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管理艺术。后来,他的继承人圭多·博尔吉向我敞开了大门,在我19岁时给了我第一份体育总监合同。那个年代还没有经纪人和赞助商的概念,也没有专业的球衣生产商,地方球队的球衣都是手工制作的。球员每年签一次合同,到期不签就会被排除出大名单。后来,各种法案相继出台,从1981年的第91号法案到《博斯曼法案》,再到经纪人、律师和会计师群体的崛起,这些因素深刻地改变了足球世界。”
**在桑普多利亚,您迈入了豪门俱乐部的行列;随后在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您又经历了从阿涅利这样的家族金主,到苏宁,再到投资基金的所有权变更。作为管理者,您如何应对这些截然不同的需求?**
“我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俱乐部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之时。我的知识体系因此变得更加全面,因为财务分析变得不同了,你必须弄懂什么是资产、固定资产和折旧,这些都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核心要素。但推动一切的核心引擎始终是竞技成绩。我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适应,也很幸运地遇到了风格迥异的老板。从博尔吉到性格火爆且慷慨的赞帕里尼,再到桑普多利亚背后的ERG集团和尤文图斯背后的Exor公司。我之所以能适应,离不开身边那些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此外,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坚持阅读《24小时太阳报》,它成了我成长的重要工具,就像读您的书一样,您分析了足球界此前未被重视的诸多层面。”
**马洛塔接手国米时,俱乐部处境并不轻松。在那几年,您通过不花费巨资的引援策略,在实现财务健康的同时推动了竞技成绩的增长,这至关重要。当时外界压力很大,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谈论“破产”,但看看现在的财报,您的工作成效显著。**
“国米本身具备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过往积累的荣誉。但自2010年起,俱乐部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失去了一些体育界的基本价值观,如工作文化、归属感以及明确而强烈的目标。这些都需要重新评估。当时球队缺乏‘足球灵魂’,但管理层的远见卓识推动了变革。我一直非常敬重我的导师之一塞尔吉奥·马尔乔内,他常说‘变革应该在昨天就进行’。我通过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推动了变革,打造了一支‘隐形团队’(管理团队),并使其成为制胜的典范。我们赢得了意甲、意大利杯和意大利超级杯,还两次杀入欧冠决赛,这是一家俱乐部所能企及的最高荣誉。凭借务实、经验以及团队的专业能力,你完全可以与那些品牌影响力更大的俱乐部抗衡,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国米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和账面盈利,债务也随之下降。这得益于出色的竞技成绩,比如在欧冠决赛中迎战那些营收高达10亿欧元的豪门。但外界似乎很难理解意大利足球整体落后的现状。**
“我们在场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也斩获了意甲冠军等竞技荣誉。这要感谢橡树资本,尽管他们此前没有专门的体育投资经验,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具备极高的专业度和远见。他们为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在保持财务健康的同时,绝不忽视必要的投资。新球场计划是一项非凡的工程,他们深刻认识到俱乐部基础设施对于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投资。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这样有远见的老板。”
**青训有多重要?国米在条件允许后立刻接受了组建U23梯队的挑战,并且收到了回报。**
“意甲‘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英超、西甲和德甲在资源变现和竞争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我们必须弄明白,如何在缺乏同等资源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这就催生了像U23梯队这样的创新手段,它是将一线队作为体育资产进行资本化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橡树资本理解了这一点并开了绿灯,允许我们建立这种极具竞争力的模式,这使我们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忠利保险球场(新圣西罗)的推进花了十年时间,国家层面似乎很难理解体育对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我完全同意。体育不仅具有社会价值,更是一项商业活动。目前意甲20家俱乐部中有12家拥有外资背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他们,意大利足球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所以外资的进入是好事。新圣西罗球场正是两家具有远见的美国资本合作的结晶。此外,国米对足球现象的深刻理解也促使我们在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我们认为,必须将发掘天才球员和足球比赛本身置于首位,作为我们的核心业务。”
**意甲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过渡联赛”?**
“过去,顶级球星把意大利视为职业生涯的最高殿堂,并在这里结束职业生涯;而现在,连意大利本土球员都在往国外跑。”
**《增长法令》(税收优惠法案)应该被永久化,还是可以构思其他替代方案?**
“我希望与政府能有更深入的对话。足球界每年向国家缴纳高达10亿欧元的各类税收,却得不到任何补贴或减免,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相反,我们是博彩业的主要推动者,为国家创造了数十亿的博彩收入;我们的诉求之一,就是希望国家能从这些收入中返还一定比例给我们,因为是我们带动了这项业务。我希望国家不要总是把足球看作负面因素的载体,而是要看到这是一个由专业人士投资、运营,并为大众带来快乐的系统。”
**连续三次无缘世界杯是一道深深的伤疤。在您看来,意大利足球应该具备怎样的愿景?也许应该争取一些政策来进行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沦为垫底。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们曾与少数几个足协一起处于世界之巅;但现在,即使是中等水平的国家队,也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归化政策变得极具竞争力。我小时候,瑞士国家队的门将还是门德里西奥的一名邮递员;而现在,瑞士队的技术含金量极高,因为他们利用了归化球员的便利提升了整体水平,比利时也是如此。”
**新球场能带来额外的投资资金。圣西罗虽然美丽,但遗憾的是,它已不再是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化球场。**
“我同意。目前欧洲比赛日收入最高的俱乐部是皇家马德里,他们去年这部分的收入大概是2.4亿欧元,而我们只有1亿。这种差距直接影响我们在竞技层面的引援力度。此外,新球场必须美观、舒适,符合现代待客和体验标准。我们对圣西罗充满敬意,它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感动的回忆,但在这种结构性政策上,我们必须向前看。这座现代化球场将让所有用户(也就是球迷)感到幸福,他们理应拥有一个外观精美且内涵丰富的‘家’。对圣西罗的怀念是人之常情,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做出改变。”
**让我们把思绪拉回那些郊区的野球场,再想想现在。意大利年轻人中还有天赋异禀的球员吗?还是我们的青训培养出了问题?**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对国家队进行‘诊断’,他们在成绩上确实未能令人满意。原因有很多:中小国家队追赶上了我们,而我们却没有进步,因为我们流失了大量天赋。如果看看二战后的足球天才,他们大多来自中下阶层。现在孩子们不再在郊区的小球场上踢球了,我们必须把足球带进校园,确保孩子们能免费踢球。这需要政府介入,因为参与踢球的人越多,我们能发掘的天才就越多。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基层教练:必须在体育系统内培养专业的教练,让他们教导孩子们如何正确踢球,同时建立专门培养这些教练的学校。”